2017年12月，我进了公司。那天的心情，就跟雨后的太阳一样。折腾了一年，我终于是个日本IT公司的正社员了。进去之后大家对我都很好，很热情。带我干活的前辈也照顾我，我日语还不行，总去问他，他能耐着性子给我讲好多遍。这份感谢我到现在也不想收回。大概一周，新人特权就没了。
先说结论。这家公司我后来查明白了：36协定有，深夜加班费和休息日加班费都进了工资条。我那阵子一个月加班一百多个小时——在2018年的日本，那是合法的。
真正违法的，只有早上那三十分钟。
早会在上班时间之后，值日在上班时间之前
我们公司每天开早会。大家聚在一起，挨个说昨天做了什么、今天要做什么，还要读一段规章制度。
公司没请保洁，轮到打扫的时候，社员自己上。
然后有一样东西，叫当值（值日）。
当值的人要提前三十分钟到公司，开门、烧水、打扫卫生。
这三十分钟没有工资。
新人肯定轮得到你。而且每到要打扫的时候，他们还会想办法把刷厕所推给你。
这件事我忍了。我那时候比较逆来顺受。
现在我想让你看的是另一个东西。把这两件事并排放：
早会，在上班时间之后开，算工资。值日，在上班时间之前，不算工资。
看出来了吗——公司知道那条线在哪儿。
它知道”上班时间之前把人叫来，是要付钱的”，所以早会被安排在了线以内。它不是不懂。
它只是没把值日当成工作。
那三十分钟，法律上不是灰色地带
日本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里把这件事定死了。三菱重工长崎造船所案，2000年3月9日判决：
劳动者被公司要求、或者不得不在公司内进行的准备行为，所花的时间属于劳动基准法上的劳动时间。
那个案子里争的是什么？换工作服、戴护具、领辅材、洒水。
开门、烧水、打扫，跟这些是同一类东西。
有几个常见的反驳，一条一条对：
“是轮流的，大家都要做”——有轮值表就说明是业务命令，恰恰证明被”要求”了。
“没人明说必须来”——判例连”不得不做”的情况也算进去了。不来就影响评价，那就算。
“打卡是按上班时间打的”——打卡怎么打不影响判断，看的是实际情况。
成立的违反有两条。一条是劳基法24条，工资必须全额支付，罚则30万日元以下罚金。另一条是劳基法37条，加班费。
第二条这里有个关键。我当时是每天做到末班车才回家，也就是说那天早就超过法定8小时了。所以早上那三十分钟不是普通工时，是法定时间外，要按1.25倍算。
而公司给加班费的时候，起算点是上班时间。我六点半到，工资从九点开始算。
中间那三十分钟，被整整齐齐地漏掉了。
我把这笔账算了一遍
值日是按周轮的。我最少每个月轮一周，多的月份两周甚至更多。
按周轮，意味着那一周每天都要早去三十分钟。一周五天，就是2.5小时。
每个月一周，一年是30小时。每个月一周半，一年45小时。每个月两周，一年 60小时。
“一个月两个半小时”听起来根本不算事。可换算成一年，那是整整一周的工作时间。
再换成钱。假设月薪20万日元、月工时160小时，时薪就是1,250日元，乘1.25是 1,562日元。
一年30小时，约 4万7千日元。一年60小时，约 9万4千日元。
（月薪是为了让你看懂假设的数字，不是我的实际工资。请把你自己的数字代进去算。）
每天早上开个门、烧壶水、扫个地，一年五万到九万日元。干两年就是十几万。
这笔钱我要不回来了。工资的追讨时效是3年（2020年4月之前是2年），2018年的早就过期了。
所以这一段不是写给当年的我的，是写给现在正在这么干的你的。
如果你现在就在这个状况里
证据要从今天开始留。这几样都算数：
门禁刷卡记录、电脑开机时间、邮件发送时间。这些公司手上有，劳基署可以让它拿出来。
每天三行的工作日志——到公司几点、走的时候几点、今天被交代了什么。手写、手机备忘录都行。同一时期留下的记录，最有分量。
还有给家人朋友发的消息（”今天又是六点半到”），当值表拍张照。
然后是一件我想说清楚的事：
轮值制度本身不违法。公司让社员轮流打扫、开门、接电话，这在日本中小企业里很普遍，法律不管。
违法的只有一件事：那段时间没给钱。
这两件不能混。混在一起，读完只会得出”日本公司真变态”这个感想，然后什么也用不上。
分清楚了，你手上就有一件可以谈的具体事情。
而且，如果你们公司的早会是安排在上班时间之后的，那说明公司是知道那条线的。这种情况反而好办——比真的什么都不懂的公司好办得多。
年底那个活，和标准里的坑
进公司没多久，公司安排我学数字图像处理。
要算X和Y的坐标，要看RGB和A通道，还要做粒子解析。我第一次碰这个，是真不知道怎么弄。
但我比较拼，只要醒着就自己啃，最后总算啃出来一点，能做了。
可我是新人，完整的活不会给我。就我跟前辈两个人组队干一些。
那时候有一份特别急的活，说是年底要交。具体怎么做还没定下来。
我跟前辈，两个倒霉蛋就把这活接了下来。
有人以为写写程序就完事了。实际上甲方的验收标准是：图像检测出来的结果跟实际的误差不能超过3个像素，超了就是不合格；一百个样品里超过三个不合格，整个程序就不合格。
也就是合格率97%。
那段时间，我早上提前半小时到，每天末班车回家，周六周日也去。凭一股劲，勉强把活做出来了。
现在我知道，最大的坑不在97% 这个数字上，在”具体怎么做还没定下来”这句话上。
验收标准如果没在动手之前用文字定死，风险全在接活的一方。
日本的承包合同，债务是”完成工作”。做不完，报酬请求权就立不住。
所以动手之前，这四个问题必须问出口，而且要用邮件问、让对方用文字回：
第一，一百个样品里的这一百个，是谁怎么挑的？里面包不包括难样品？
第二，一件怎么数？一张图上有三处偏了，算一件还是三件？这一条能让难度差好几倍。
第三，怎么测？用谁的环境、哪个工具？光照和拍摄条件固定吗？
第四，不合格能不能改了再验？还是一次定生死？
这四个问题问出去，就算最后没做到，”我没做出来”也会变成”条件跟说好的不一样”。
性质是两回事。
我当年一个都没问。
年会，和劝我喝日本酒的那个前辈
2017年年底，我第一次参加日本公司的忘年会。
没去外面，就在办公室，去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喝的。
那天很放松——可能只有我是真放松。喝了多少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醒过来的时候，是躺在自己工位上的。
这件事我要说清楚一个细节，因为它很重要：
社长很喜欢喝酒，但他没有劝过我。
劝我喝日本酒的，是几个前辈。
日本有个词叫アルハラ（酒精骚扰），指的就是这类事。列出来的典型行为里有：强迫喝酒、灌酒、把人灌到不省人事、不顾不能喝酒的人、喝多了闹事。
我那晚至少占了两条。
而且他们递过来的是日本酒。日本酒的度数在15% 上下，是啤酒的三倍。给一个不习惯的外国人灌这个，结果是能预料的。
“来了日本当然要喝日本酒”——这句话听着是善意，功能上是强迫。
至于怎么挡，我后来学会的最管用的一句是：
“我体质上不能喝酒。”
这句比”今天就不喝了”好用得多。后者等于说”今天不行改天行”，前者直接把门关上。而且酒精不耐受在东亚人里很常见，日本人自己也知道其中的风险，不太会追着劝。
另外两条也有用：第一杯接下来之后，就不要让杯子空——日本的酒席是杯子一空就有人来倒，不空就倒不进来。自己先点一杯乌龙茶，手里有东西，别人也不好倒。
最后一条最要紧：当场不要正面吵。事后把事实跟自己的上司说一声就行。
因为我这件事里，劝酒的是前辈，不是社长。
也就是说，往上找是有可能拦住的。
这一整段里，我真正想让你带走的
回头看那半年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跟”公司”较劲。
其实不是。
社长没劝我酒。顾问后来虽然逼我搬家，但每次谈话都是他自己掏钱请我吃饭。我的上司帮不上忙，但也没攻击过我。带我的那个前辈，还耐着性子给我讲了好多遍。
推给我值日的是前辈。灌我酒的也是前辈。
加害，一件都不是从经营层来的。全部来自比我高半级的人。
这不是巧合，是结构。
值日、打扫、杂活，这些事对前辈来说是零和的——新人进来接了，他就不用做了。经营层没有这个零和，他们甚至希望你留下来。
而且前辈手里没有权限。所以他用的不是正式的业务命令，是空气、是惯例、是场面上的压力。那才是它变成”欺负”的原因。
反过来说——这类攻击一旦被放到正式流程上，就没力气了。
这句话怎么用，我在最后一期里会讲一个具体的例子。那天我只说了一句话，一个总公司的前辈当着所有人的面改了口。
下一期
2018年1月，公司出了个突发状况。
有位科长在现场卡住了，一周没回过家。
为了给客户看，公司需要多派点人过去，”以此表示我们尊重这份工作”。
作为新人的我，当然跑不了。
我被送到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现场，只是去凑个人数。
那件事在日本有专门的名字，也有专门的判断标准。
说明：本文记录的是作者2017年末至2018年的个人经历，不代表所有日本公司。这家公司在手续上是规范的（36协定、深夜与休息日加班费均已支付），本文并非指其为违法企业。公司、人物均已匿名，地点仅保留东京等大范围信息。文中对谈均为多年后的要旨转述，不是逐字记录。加班时长为依据本人描述所做的推算，不是实测值；文中月薪为便于说明所设的假设值，并非作者实际工资。制度会随年度修订，个案请以劳动基准监督署与劳动局的窗口说明为准，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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